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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98条同时要求公职人员只为国家服务，不应有存在偏见的利益。

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就是因为，与民法典第823条明文列举的法益不同，一般人格权不具有明确的应受保护的范围。[44]第五，权利保护的力度不同。

无论是从基本法还是从德国民法典来看，都没有对一般人格权的表述，因此它是一项由法官在判例中建立起来的权利。宪法固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它也同样构建于这一基础之上，必须与这一基础相协调。See Edward J. Eberle, ibid.[20] 这里的行动自由指的是参与发展、宣示个人人格所必须的进行活动的权利。正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此宣布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基本法第1（1）及第2（1），才为后来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的讨论埋下了伏笔。而在私法领域中，这一任务就是由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

同时，不同于绝对权，一般人格权的保护采取了逐案审查及利益衡量的方法，以避免该条款提供过宽的保护以及赋予法院过多的裁量权，从而危及到立法权限。出处:《法学评论》2011年第5期 进入专题： 德国法 人格权 宪法权利 民事权利 。如果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不成立（例如依法应当作出书面决定而未作出的），尚未产生可执行效力（例如行政决定载明的履行期限尚未到期），或者根本上是无效的，当事人有权抵制。

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企业有权接受或者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在指令性计划外安排的生产任务（第23条），有权拒绝任何机关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第33条）。法院指出，法律条文含义并不清晰，相关问题既没有司法先例可循，行政法规也没有更具体的规定。[7]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克力同篇。市政官员认为游行有碍公共福利、和平、安全、健康、尊严、秩序、道德或者造成不便的，有权拒绝。

（四）基于行政行为无效的拒绝权？用行政行为无效作为对公定力的限定，而用公民拒绝权作为对公定力的否定，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法，只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它违法、不可接受，它可能涉及但并不必然涉及道德良知。

[44]除非是犯罪正在发生或者警察有充分理由认为该人犯有重罪，警察执行逮捕需有逮捕证。[63]龚金星等：《各地给城管立规矩》，载《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6日。[27]学理上进而认为，行政相对人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请求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行政机关和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否定其效力。在绝对的公定力理论下，国家与具体的国家机关浑然一体，国家机关的意志等同于国家的意志。

所以，英美法上的问题与大陆法上的问题仍有相通之处。[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2007年第二次审议稿）第20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检查、调查等监管活动进人生产经营场所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70]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发现，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发后，有的部门和地方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执行已经取消或暂停的项目。法院认为，在这些立法意图中，家庭单位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一些时候，公民对行政权威的藐视可能体现在对法律的不服从上。在很多时候，哪些情形依法可罚款、哪些项目依法该收费、什么情况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远远不是普通公众都能判断的。

（二）管制言论的违宪法律美国有大量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案例，这里只举一个夏托华斯案件。[76]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章善良违法。

[60]参见《安徽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暂行办法》（皖政办[1992]75号）第6条（对不出示证件的，国家规定统一着装而着装不整齐或不佩戴有关标志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接受检查）。面对这些问题，单凭复议、诉讼一类的救济渠道和检查考核、责任追究等监督手段已经不足以遏止，赋予公民和企业拒绝权成为限制行政权力滥用的必要措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6条也规定，对于任何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向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或者向中小企业摊派财物的，中小企业有权拒绝。第三，即使是前面所限定的数量相当有限的征兵对象（他们可以在事后提出抗辩），许多人也不会觉得事后到法院抗辩成功率更大就坐失行政救济程序。相关规定，参见《人民警察法》（1995年）第32条、《公务员法》（2005年）第54条。但是，该案的原则只适用于藐视行政行为，而不适用于藐视法院命令。

针对行政强制这一实践中行政违法比较严重、公民违抗频发的领域，《行政强制法》有必要作出回应（很遗憾，没有）。该案中，6名黑人青年在一个仅供白人的公园里打球，警察接到报告后赶过来要求他们离开，他们拒绝。

陈敏：《行政法总论》,1998年版，第356-358页。在处理行政违法行为效力的问题时，宪法权利、普通法原则以及联邦和州的立法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法律渊源。

影响基层政权的巩固，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是公民拒绝权有害社会论，即担心公民拒绝权的行使会破坏社会秩序。

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高等教育法学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4页。四、中国现有法律和实践的检视相比于对英美法的漠视，中国学者在讨论公民拒绝权问题时，对现有法律规定和法律实践的忽视也许是更致命的。（四）对中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总结中国法律对行政行为无效理论的接受仍是不明确的，立法所使用的无效概念是混乱的。

[22]参见吴婧萍：《行政行为公定力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有多部法律提到，在特定情形下行政机关所颁发的证书、所授予的权利、所给予的减免、对公务员的任命等无效。

[15]迈耶的理论对德国和日本的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又通过日本影响了中国。尤其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面临严厉的刑罚，除非有迫切的政府利益要求适用该原则，不应让被告人承受如此沉重的后果。

这是法律对公民拒绝权的明确承认，也是最著名、被最广泛引用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6条重申了前述第49条的规定。

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没有为讨论公民拒绝权提供一个完全对应的分析框架，简单地用它来论证公民拒绝权也是有问题的。在此意义上，公民行使拒绝权不是对法律的叛逆，恰恰是对法律的信守乃至护卫。（二）拒绝权的界限确定拒绝权行使的具体界限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这些法律提到的无效仅仅指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后果，并不同于学理上讨论的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

二、应以证书方式做成而未给予证书者。法律明文规定公民拒绝权的，表明立法机关已经对公民行使拒绝权的必要性作出了肯定，依其规定

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法理问题，即我国现实的政治体制是否是严格按照宪法文本来运行的，宪法文本的规范效力是否覆盖了所有的政治生活领域？抑或仅仅是部分生活领域？如果宪法文本是被严格意义上的字面解释来加以适用的话，那么，在没有修改宪法之前，像司法、司法机关、司法公正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的存在，肯定不具有合宪性，而且有否定宪法权威的嫌疑。归纳起来，宪法学界有关宪政概念的探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宪政概念张庆福教授在《宪法学基本理论》一书中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立宪政或者说宪法政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宪政就是由宪法确认和规范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设施。

[11]参见杨小君、表劲屹：《经验的民主与理性的宪政》，《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10]参见陈端洪：《宪政初论》，《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4期。